關于李白的卒年，傳統說法是卒于寶應元年（762），享年62歲。這一說法的首創者是王琦，他在輯注《李太白全集》的“年譜”中說：“寶應元年，壬寅。時李陽冰為當涂令，太白往依之，十一月以疾卒，年六十二�！蔽阌怪靡�，其根據是李陽冰《草堂集序》以下數語：“臨當掛冠，公又疾亟……時寶應元年十一月乙酉也�！蓖瑫r，王琦還考定了李白的生年：“既以乾元之前一年（按：即至德二載，757）參謀宋若思軍事時謂白年五十有七，合之寶應元年病卒之歲，正是六十二耳�！贝撕�，一直到今天，王琦之說在學界始終占據著主流地位（唐人李華《故翰林學士李君墓志》中也有“年六十二，不偶，賦《臨終歌》而卒”的說法，但未言李白生年。李子龍先生撰有《李華〈故翰林學士李君墓志并序〉辨偽》一文，刊于《文學遺產》2004年第2期）。
20世紀80年代，李從軍撰《李白卒年辨》一文（刊于《吉林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以李華《故翰林學士李君墓志》為主要商榷對象，否定了李白“卒于寶應元年、終年六十二”的說法，提出“卒于廣德二年，終年六十四”之說。此后，閻琦在《西北大學學報》1985年第3期發表《李白卒年芻議》一文，針對王琦之說進行了系統的商榷與辯駁，提出“李白卒年應在廣德元年（763），其享年為六十三歲”。閻琦文章發表前后，安旗先生主持的《李白全集編年注釋》編寫組經過認真討論，采納了他的新說。1990年4月巴蜀書社出版的《李白全集編年注釋》，于廣德元年（即寶應二年，763）系入《游謝氏山亭》《宣城見杜鵑花》《哭宣城善釀紀叟》《九日龍山飲》《臨路歌》等詩，在《簡譜》中則有如下表述：
代宗廣德元年癸卯（即寶應二年，七月改元。公元763年）
李白六十三歲。
春，病稍起。
有《游謝氏山亭》詩，詩云：“淪老臥江海，再歡天地清。病閑久寂寞，歲物徒紛榮�！北灸暾掳彩穪y平，故云。
……
冬，于當涂賦《臨路歌》而卒�！�
以上，是以安旗為首的我們這個團隊關于李白卒年問題的集體發聲。十多年后，閻琦又在《中國李白研究》2000年集發表《再論李白不卒于寶應元年》一文，進一步申說了自己的觀點。2011年，閻琦將研究唐代文學的論文結集為《識小集》，由三秦出版社出版，薛天緯為作序，在《〈識小集〉序》中簡要概括了閻琦關于李白卒年問題的說法，這些說法對“疾亟”之前和之后李白相關作品及歷史事件進行了系統考察，從而肯定“疾亟”并非病逝。其要點有如下幾個方面（行文盡量征引閻琦原文）：
第一，針對李白《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懦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留別金陵崔侍御十九韻》一詩，征引肅宗上元二年（761）《授李光弼副知行營事制》，以制文中“剿彼綠林之盜”語證明李光弼除征伐史思明叛軍外，確實負有征討袁晁的使命，而袁晁勢盛在寶應元年（762）八月，則李光弼“出征東南”及李白從軍未果均應發生在寶應元年秋。抱病的李白由金陵來到當涂投靠族叔李陽冰，是寶應元年秋末事。
第二，李白《游謝氏山亭》詩開首寫道：“淪老臥江海，再歡天地清。病閑久寂寞，歲物徒芬榮�！薄霸贇g天地清”指代宗廣德元年（763）正月史朝義勢窮自縊死，歷時八年的安史之亂至此宣告結束（前述李從軍文也已關注到《游謝氏山亭》詩，謂“‘再歡天地清’表明此時安史之亂已被平定”，“有力地證明了此詩乃作于廣德元年”）。
第三，“最值得注意的是詩末‘醉罷弄歸月，遙欣稚子迎’二句，‘稚子’當然不可能是伯禽，而是伯禽之子。當廣德元年（763），伯禽已有二十五六歲，是已娶的年齡，他的兒子已懂得迎接晚歸的爺爺了。伯禽之子在當涂，說明伯禽遵父之命，已舉家南遷，且定居當涂，準備長遠侍奉于父側了”。如果李白寶應元年十一月病逝，伯禽是來不及舉家南遷的。
第四，杜甫自天寶初與李白別后，所寫關于李白的詩，都是在不知李白確切地址、確切消息的情況下寫的，詩題或曰“懷”（如《天末懷李白》），或曰“夢”（如《夢李白二首》），或徑題曰《不見》，唯有《寄李十二白二十韻》一詩，“曰‘寄’，可知是在得知李白確切地址、對李白近況有了準確了解且李白有了相對穩定居住之地以后寫的”。詩中“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二句，“句法同于杜甫《春日懷李白》‘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云’，前句寫自己，后句寫李白，而且，‘病起暮江濱’明明是說李白已經‘病起’，說明杜甫聽到的不只是李白病發當涂的消息，聽到的還有李白病發之后經療養已經‘病起’的消息。假若李白病體復蘇在來年春天，則時間已在半年左右，宜乎遠在成都、梓州的杜甫能得知李白的消息并‘寄’詩給李白表示他的慰問了”。
第五，《新唐書·代宗紀》有“廣德二年（764）正月丙午，詔舉堪御史、諫官、刺史、縣令者”的記載，由此判定李白在身后“被召為左拾遺，即在此時”，“諫官”與“左拾遺”在這里合若符契。
應該說，以上考證已經把問題講清楚了。下面，我們擬再做三處強調：
一是關于《游謝氏山亭》詩的作年。詩曰：
淪老臥江海，再歡天地清。病閑久寂寞，歲物徒芬榮。借君西池游，聊以散我情。掃雪松下去，捫蘿石道行。謝公池塘上，春草颯已生�；ㄖΨ魅藖�，山鳥向我鳴。田家有美酒，落日與之傾。醉罷弄歸月，遙欣稚子迎。
一個插曲是關于這首詩題目的�？�。詹锳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有校記曰：“游，宋本作送，咸本、蕭本、玉本、郭本、朱本、全唐詩本、王本俱作游�？姳靖淖饔�，今照改�！庇糍t皓《李太白全集校注》（以下簡稱“郁注”）亦校曰：“游：宋本原作‘送’，據蕭本、郭本、繆本、王本、咸本、英華三一五、全詩改�！逼鋵�，以上二家忽略了一點：宋本正文雖誤作《送謝氏山亭》，但目錄卻是《游謝氏山亭》，宋本于此可以進行“本�！�，正文“送”字顯然是刻工手誤。
“郁注”題解曰：“從詩中‘再歡天地清’句可知，時已平定安史之亂。則此詩當作于寶應元年（762）李白臨終之前�！卑匆浴锻ㄨb》可知，寶應元年十一月，叛軍首領史朝義“與其大將薛忠義等兩節度合”，正與官軍在貝州、深州、莫州（均在今河北地區）大戰;廣德元年正月，史朝義被已經反正的偽范陽節度使李懷仙追殺得走投無路，自縊而死，李懷仙取其首級，甲辰（三十日）傳首京師。至此，安史之亂始告徹底平定。因此，寶應元年實不可謂“時已平定安史之亂”，亂平是在翌年正月。如果依從舊說，將李白辭世之年判為寶應元年十一月，明顯與李白《游謝氏山亭》的內容齟齬不合。廣德元年（即寶應二年）春天，李白在當涂得知時事，其《游謝氏山亭》詩開首乃有“淪老臥江海，再歡天地清”之句。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亦此時所作，李、杜二人在不同地方同時對國家大事做出了及時回應�！霸贇g天地清”，其實是“歡天地再清”的意思。這首詩從題目到內容都是寫實的，詩將抒情融會于敘事之中，抒寫了久病初起的詩人迎來又一個春天時的欣喜之情。詩的開頭四句可散繹為：“我在遲暮之年，寄身于遠離朝廷的地方，想不到還能親眼看到安史之亂終于平息，大唐天下又回到太平歲月，真是令人歡欣不已。自從去年冬天那場幾乎要了命的大病以來，我長期困于病榻，在寂寞中打發時光，今天才第一次走到戶外，看到歲物更新的景象，真覺得辜負了這大好春光�！鄙⒗[的話語，根據讀詩的語感，對詩句作了必要的填充。經驗告訴我們，讀古詩文的“語感”，對于理解語意至為重要，“語感”往往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然而卻最可靠。有論者認為“再歡天地清”不過是一般頌美之語，恐怕正是在“語感”上有隔。此詩既沒有地方官之類的頌美對象，也不是以“海晏河清”一類話來頌美朝廷，而是針對安史亂平的時事，抒發詩人自己內心深處的慶幸感與歡欣之情。
二是《游謝氏山亭》詩結尾的“遙欣稚子迎”句。上文已經說到，“稚子”是伯禽之子、李白之孫。這關系到李白身后之事，實不可忽視。李白去世55年后之元和十二年（817），宣歙池等州觀察史范傳正為李白遷葬，并訪得李白孫女二人，他們對范傳正說：“父伯禽，以貞元八年（792）不祿而卒。有兄一人，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保ㄒ姺秱髡短谱笫斑z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以下簡稱“范碑”）此所謂“有兄一人”，就是《游謝氏山亭》詩中的“稚子”。李白之子伯禽如若沒有舉家遷來當涂，便沒有后來范傳正訪得李白孫女之事;而伯禽舉家南遷當涂，必在李白在世之時;設若李白已于寶應元年十一月辭世，伯禽舉家南遷之事必不可能在李白始到當涂隨即“疾亟”而逝之前的短時間內完成。反過來說，伯禽既已舉家遷來當涂，李白便不可能卒于寶應元年之十一月。因此，“范碑”其實正是李白不卒于寶應元年十一月的有力證據。
三是李白被授左拾遺事�！胺侗痹疲骸按谥�，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于彤庭，禮降于玄壤，生不及祿，沒而稱官，嗚呼命與！”代宗于寶應元年四月即皇帝位于肅宗柩前，據《舊唐書》本紀，五月丁酉（十九日）代宗“御丹鳳門，大赦”，“故庶人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并宜復封號，棣王琰、永王璘并與昭雪”。永王獲昭雪實為李白嗣后獲官的前提條件。次年七月，改元廣德。又次年，據《新唐書》本紀：“（廣德）二年正月丙午，詔舉堪御史、諫官、刺史、縣令者�！崩畎子趶V德元年冬病逝于當涂，他的死訊尚未傳到長安，我們甚至可以推測，朝廷是在不待當涂地方官薦舉的情況下，先就下達了對李白的任命，然而還是遲了一步。假如李白死于寶應元年十一月，到代宗朝給他任命官職時，已經過了寶應二年、即廣德元年整整一年，并且前后跨了三個年頭，李白的死訊不被朝廷獲知是不合情理的。我們把李白辭世定為廣德元年冬事，在當時的通訊條件下，一兩個月之內朝廷尚不知李白死訊，完全在情理之中，因而才有遲到的任命。
以上論述，敬祈李白研究界專家留意，并期待同行間展開討論。我們深知，一種年深日久的成說要被修正，是十分不容易的事，但我們相信，假以時日，學界同仁應能達成共識。值此江油“李白文化高端論壇”舉行之際，謹以此小文向與會諸君呼吁：請讓“詩仙”李白的生命延續一年（安徽師范大學胡傳志教授語）！
（原刊于《古典文學知識》2019年第1期）